月，曾国藩再迁升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从此，曾国藩结束了翰林院生涯。
回首七年时光，曾国藩感慨万千，认为翰林院所涉政务甚少，终日研究学问，苦修文章，虽无甚建树，却使自己学业大涨，文章斐然，属“大进”时期。所谓“大进”，还有“小进”，即在湖南岳麓书院学习期间；更深地推理，还有一个“平庸”时期，那是自己初识文字，浅学文理时，即父亲教育自己时期和湘乡学堂学习时期。
至于“平庸”时期，能把是曾国藩最难以启齿的时光。终日跟在父亲后面，咬文嚼字，就是后来的他乡学习，也未能让自己产生学高智深之感。由此，成才之后的曾国藩常常这样慨叹：虽说此时学习刻苦，但终日模仿科试贴文，无法解脱志趣，甚为遗憾。他自我肯定，天分不堪低，却未学习之法，不深明学习经世之浩学，终日浑浑噩噩，身心不得解脱。
后来，曾国藩进入岳麓书院学习，自称为“小进”时期。此时，曾国藩初识京师文华，顿感拨云见日，心神俱开。在此地，他不但深学科试贴扩之学，更开始古文辞创作，并掌握门径。由于此次学习之后直接进京考试，研究不少古文经学，尤喜欢韩昌黎的文风，称其为“散体古文之代表”。
所谓古文，即是秦汉时期以古文写作的散体文。与六朝骈体文相媲，属正统的科举考试文体，受到广大文人文仕的热烈追捧，一直处于主体地位。
在历史上，唐代韩愈（昌黎）是倡导古体文，反对骈体文的著名代表之一。曾国藩热心于韩昌黎的古体文在，是一种文学造诣和研究学问的深刻认识，并强调自己的文风必然“传承古志，古为今用”。到近代，对曾国藩学识和文风带来深刻影响的还有“桐城派”。
在清朝，“桐城派”极力倡导古体文风，回避当时的简单文意，深浅不一的文风。其代表人物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世人成其为“桐城三祖”，承袭百余年，姚鼐成为“最”，集“桐城派”大成。他们大兴唐宋时期古文派之遗风，并大胆做创新，打破了时下流行的浅显文意之风，并挽回几许文章载道之风，实是进步学派。
当时，曾国藩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