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丰沛而集中，为石漠化形成提供了侵蚀动力和溶蚀条件，是石漠化形成的物质基础。但自然因素形成的石漠化土地只占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26%。就是说，有74%是因为过度樵采，过度开垦，不合理的耕作方式，不合理的放牧和乱砍滥伐等人为因素造成的。
谈到人为因素，就不能不提到明清时期政府从内地和东南富庶地区向贵州的多次大移民。
地旷人稀的贵州，在明代建立行省后，就成为大量人口迁徙的“目的地”。当时每一次向贵州的移民，都始自于对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终结于出征到贵州的军队在军事行动停止后，大部分就地安置，士兵们在浴血奋战之地改为屯田驻守。明朝政府几次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大批移民进入，形成贵州特有的屯堡文化现象。
明清之际的征伐，清政府“改土归流”和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几经战乱，人口锐减，贵州平定之后，清政府又组织将大批移民迁入。
贵州总体上自然条件较差，可耕之地本来就有限，移民的大批涌入，水陆便利之处多被占有，当地的土著居民和少数民族被迫向更边远的山区迁移。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发布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上谕中，就提到贵州等省“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田亩抛荒，不堪见闻。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
贵州山高坡陡，“山土瘠薄，垦种两三年后，雨水冲剧，倍形硗确。”过度垦殖，水土极易流失。在贫瘠的土地上拓荒、垦殖、耕作，导致自然生态系统退化，大片土地向石山荒漠化演替。到清朝末年，人口与土地、人口与粮食的矛盾便已开始显现。道光年间，贵州按察使吴振棫《悯黔民》诗写到，当时的贵州已是“穷山地已开荒尽，丰岁人犹乞食多”。
动荡的近代，地瘠民贫的贵州，军阀混战，自然灾害频发，民不聊生。抗战时期成为全国的大后方，大量人口西迁，形成贵州开发的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经济虽有短暂的发展，但抗战结束，经济重心转移，贵州民生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