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梢”行为，对愚塞的国人而言，你不能不估计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鲁迅的文章，是由《花间集》中一首词引起的。他说：“一向以为（‘钉梢’现象）现在的洋场上才有的，今看《花间集》，乃知唐朝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事。”
词如下：
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张泌《浣溪沙》）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论什么大事小情，只要盛行起来，连阿猫阿狗也介入，如阿Q那样高喊我要革命的热烈，放心吧，会慢慢演变，会彻底变质。“钉梢”一事，民国以后，大都成为戏子坤角、妓女嫖客的游龙戏凤了。
小市民意识，其实就是某种意义的精神染缸，优雅的事物，高尚的境界，只泡进去一锅煮，也就必然统统成为粗鄙化和庸俗化的糊涂糨子。结果，风流和下流混淆不分，“钉梢”与“盯骚”化为一谈。这最早的浪漫和诗意，便化为百分百的低级趣味。
到鲁迅写这篇《唐朝的钉梢》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钉梢”每况愈下，更是不成气候，唱主角的，已非当年的摩登少爷和摩登小姐，而是鲁迅笔下出现的，那个毫不知耻地宣布“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的“上海人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的阿金了。于是，在马路上看到的男尾女随、死皮涎脸、勾搭不舍、打情骂俏的场面，就尤加不堪入目了。
所以，鲁迅将张泌这首词，译成白话文，便带有三十年代的市民气息了。
夜赶洋车路上飞，东风吹起印度绸衫子，显出腿儿肥。乱丢俏眼笑眯眯。难以扳谈有什么法子呢？只能带着油腔滑调且钉梢，好像听得骂道“杀千刀！”
这种以上海为发源地的，有着旖旎风光，有着十足风情，令人遐思绮想的唐朝“钉梢”，也如鲁迅当年跑到西安，再也找不到他心目中的唐朝天空那样，这唐朝的“钉梢”，也彻底变质了。
中国人，喜欢把事情搞到极致，一旦搞到极致，也就走到头了。官场如此，文坛如此，大人物如此，小八腊子也如此。作家、诗人，过去的、现在的，谁也不能例外。
作这首吊膀子词的张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