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之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历史交给千家驹去编写，近百年来的中日战争和中日关系，则由对中日关系有很深研究和资料积累的王芸生负责。各方面负责者将稿子完成后再由张荫麟按照总体构想统筹改定，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个良好规划并没有获得执行，只有张荫麟本人在1940年初完成了自己承担的东汉之前这部分。
《中国史纲》开始写作，据张荫麟的说法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两年即1935年，完稿时间在全面抗战开始三年后即1940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这部书当然难以避免时代影响，对于这一点张荫麟并不忌讳。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他现在发表的这部《中国史纲》是一部用新思想新的史学观念写作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来说，还是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张荫麟认为这部书都是恰当其时。
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张荫麟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正处在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意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若把读史比作登山，张荫麟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四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在这个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的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
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张荫麟认为1930年代的十年可以算作一个新纪元中的一个小段落。“在这十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没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传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同时，史学界的新风气也结成了不少新的，虽然有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果。”但不幸的是新的史学工作在战时不得不大受限制。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张荫麟觉得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