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寄希望于清廷转而主张推倒内阁，和革命党人一起站到了清廷的对立面，使之更加孤立。
清末诗人易顺鼎曾深有感慨：辛亥清亡，不是亡于军事，而是亡于政治。它败于自己已经启动了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路被堵死，革命便有机可乘。清廷上层颟顸，一年前主动权在自己手里，不知顺势立宪，结果误国家，误社会、误自己。它不知道，对于专制政体来说，政治改革原本就是断腕之事。自己不断，别人就会断。待至别人来断，那就不是断腕所能止的了。梁启超之后也回忆：“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最烈之时，而朝廷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相搪塞。鄙人感愤即极，则在报纸上大声疾呼，谓政府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绝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矣。”果然，史有“民二”，却不复有“宣五”。
压死清廷这头驴子的还有一捆稻草是“保路运动”。1911年5月，清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在皇族内阁成立的第二天，悍然实行铁道干路国有政策，接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此举实质是将铁路修筑权连同铁路控制权一并出卖给外国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湖南首先起来反对“干路国有”，接着湖北、广东、四川也奋起抗争，其中四川最为激烈，由文明争路发展到席卷全省的罢市罢课，最后发展到武装暴动，酿成著名的“成都血案”。世上大乱蜀先乱，世上大治蜀后治。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不顾各界反对，公然枪杀请愿士绅，酿成死三十二人、伤数百人的成都血案，朝野哗然，声讨四起。
“保路风潮”由来以久。此前的1909年11月2日，东京湖北学生界公举的拒借外款代表嘉鱼人夏道南、随县人张伯烈抵鄂，咨议局召开千人大会欢迎，并于当晚召开了有他俩参加的“特别会议”，商讨拒债保路之策。接着成立了“湖北川粤汉铁路协会”。11月12日铁路协会开会讨论并布置了筹款办法；14日，铁路协会又在汉口四官殿开特别大会，到会者约三千人，进一步确定了“拒债筹款”
